南方都市報／陳銘報導
June 27, 2011 06:00 AM
福清市高山鎮西江村，西沉的太陽將別墅的鐵門映落到馬路上，紅色的住宅在藍色的天空映襯下顯得格外醒目。這些別墅都是用漂洋過海的打工者匯回來的血汗錢建成的。（取材自南方都市報／記者陳以懷攝影）
福建福清有個別號「地瓜縣」，卻有超過10萬人選擇丟掉鋤頭，赴日打工，民間因而有言：美國怕長樂，日本怕福清。
72歲的林民清住在福建省福清市高山鎮西山村。一棟高牆大院的六層別墅，只有一隻狗跟他作伴。他的長子林鏡偉和兒媳都在日本務工。
這 樣的別墅在福建福清並不罕見。一棟棟五六層高的別墅洋樓長在田間地頭，一棟比一棟氣派豪華。通往村子的水泥路空蕩蕩，偶爾見到三三兩兩步履蹣跚的老人，間或放學的小孩們蹦蹦跳跳，老人少不了訓斥幾句：快點回去做作業！不要太「野」了。這些孩子的鄉村童年生活是孤獨的，他們的父母大都在海外打工。
若 問誰家有人在海外打工，只需看一樣東西：房子。不出家門打工謀生是無論如何建造不起這一棟棟造價過百萬元的豪宅的。從福建省福清市區到最東邊的平潭島，從福州長樂機場到福清的60公里路途，遍布一棟棟歐式風格造型精美的洋樓。民間有言：世界怕美國，美國怕長樂；亞洲怕日本，日本怕福清。還曰：凡有華人處，必有福清人。
正如福建的簡稱「閩」，在家是條蟲，出門就是龍。遠涉重洋打工經商，乃當地數百年的悠久光榮傳統。僅福清這個總人口120萬的縣級市，如今在日本打工經商的不下10萬人。據統計，整個福清24個街鎮，去年從海外匯入的款項超過100億元人民幣。
30年前，這裡是農業大縣，盛產地瓜和花生，窮得叮噹響。窮則思變，與其餓死不如一搏，第一批赴海外打工的農民工們背起行囊，從這裡出發，漂洋過海下東瀛。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中國農村勞動力資源開發研究會副秘書長崔傳義的調查結果表明，福清走出的農民工具有畫時代意義，他們是東南沿海早期出外打工的一批農民工。
原本貧窮落後的福清市港頭鎮蘆華村，改革開放以來，共有3000多人在22個國家務工、定居、求學。村黨支部副書記余德寶算了算：若按最少平均每人每年匯款5萬至7萬元回家計算，全村每年的收入也在10個億以上。村裡80%以上家庭建起了鄉村別墅。
●地瓜縣 靠刷碗建豪宅
福清有個別號，叫「地瓜縣」。因多沙地，這裡無法種植水稻。
回顧即將改革開放的福清，當地人的糧食以地瓜為主，有「三片地瓜一碗湯，鐮刀掛壁餓斷腸」的說法。1978年，整個縣的生產總值僅1億3200萬元，農民人均收入137元，兩項都是福建省倒數第二名。
高山公社西江小學的老師劉雙平當時21歲，已經當了四年民辦老師，每月工資20元。他有課在講台，沒課在田地，晚上收工回家，吃完一碗紅薯湯，洗洗睡覺。
相比教書育人的劉老師，附近前王村的31歲青年王維光這年由於表現積極，被評為優秀社員，光榮當上了生產大隊副大隊長。每天天剛放亮，村裡準時響起口哨聲，祠堂門口集合，點名，下地幹活，開始一天勞作。傍晚，收工回家。社員們枯燥單調繁忙的勞動日復一日。
一 年忙到頭，過年了，統計每人的工分，一個工分五毛錢。身為村幹部的王維光掙到了200個工分，理應發給100元，但事實殘酷又辛酸，村裡帳面上根本沒有 錢，因為村裡沒有可以掙錢的門路。最後，發給他100斤紅薯作為年貨。在他看來，搞集體那些年，純屬白忙活，勞動報酬為零。替生產隊幹活，還要自己管飯， 完全屬於「被動勞動」。
1979年，福清全縣農村實現聯產承包到組的重大改革。
高興之餘，亦憂心忡忡。擺在眼前的現實令人發愁：地少。福清地少人多，勞動力明顯過剩。高山鎮前王村村民王朝斯全家六口人分到兩畝地，紅薯留作口糧都不夠，花生賣錢，一角錢一斤，畝產500公斤。收成中的三分之一要上繳國家提留，飯都吃不飽。
村民林民清和剛成人的兒子林鏡偉，一家人分到了一畝地。一畝地能幹什麼？一家人仍是地瓜果腹。高山鎮前王村村主任王有強說，當時很多人覺得，與其在家年年吃地瓜，不如出去闖蕩，搏一把。
福清人再次將目光投向了海外。漂洋過海闖南洋，乃是當地先民先驅們的光榮傳統。福清人闖蕩日本可追溯到明初，後倭寇侵擾福清，擄掠人口販賣外洋為奴。清初，福清居民支持鄭成功抗清，受清廷壓制，一些人偷渡出洋。福清人準備重走祖宗的求生路。
●偷渡艱難 「跟運豬一樣」
20世紀70年代末，位於福清東南部龍高半島的龍田、高山、江鏡、漁溪、港頭、三山等沿海鄉鎮，村民們去海外務工的願望特別強烈。他們開始辦理出國勞務，有些乾脆鋌而走險偷渡出國。
龍田公社扳頭村村民陳勇，今年50歲。他是改革開放後村裡較早去日本打工的，以自費留學的名義向中介繳納了1萬元手續費後，證件很快就辦下來了。
「1983年4月12日，我永遠都記得這一天。」5月13日，坐在福清縣城花費300萬元蓋的六層豪宅，他回憶起那天從上海虹橋機場出發，搭上開往日本東京的航班。機票3200元，四個小時行程。
先 到東京的堂哥在成田機場接到他。表哥和四個同鄉租住在一間15平方米左右的單間，月租約人民幣2000元。陳勇上午去一所日語培訓學校上課，下午2時開始 在一家中華料理店洗碗倒垃圾，每天工作到夜裡11時。他每月工作25天，每天240元人民幣報酬，一個月能拿到5000元。
拿到這一個月的工資，陳勇的手不停顫抖，「當時有些不敢相信這錢是自己的。」他三個月就還清了為去日本借的1萬元高利貸。
陳勇在日本待了19年，做過5年洗碗工、8年西餐廚師，幾乎把一生最美好的時光都留在了日本。換回來的收穫是，他2002年回到故鄉福清，開了家西餐店，建了棟豪宅。
比陳勇晚出去一年的同村人王妮，儘管對日語一竅不通，也去了日本，在餐館整整洗了兩年的碗，因為洗碗不需要開口說話。
20世紀80年代初期，像陳勇一樣以自費留學名義去日本的僅在少數。多數人是通過偷渡的方式，有些人還沒到目的地便命喪旅途。
旅途究竟有多艱難？林民清翻出一摞發黃的照片，說了句：跟運豬一樣。一張老照片，背後寫著：1983年3月於東京。照片上，一個頭髮蓬亂的小夥子站在一家蔬菜店門口，目光呆滯，人都脫了形。老人說，這是大兒子林鏡偉剛到日本第五天拍的。
林 鏡偉就是偷渡出去的。林民清找人借了2萬元高利貸交給蛇頭。3月初的一天，他老婆早早起床，給兒子蒸了一鍋地瓜。天剛亮，一輛拖拉機停在他家門口。林鏡偉 用兩個10公斤裝的塑料壺裝滿涼白開水，一個布袋子裝上10斤熟地瓜、15斤地瓜乾，帶上一床被子和幾件換洗衣服，爬上了拖拉機。
在去平潭縣的路上，陸續又上來八名偷渡客。當晚，九個人在蛇頭家的牛圈裡鋪上一層乾草，六男三女蜷縮在一起，和牛過了一夜。第二天一早，拖拉機把大家送到一處沒人的海邊。
一 艘漁船載著30多名偷渡者，從平潭島起航劈波斬浪，在海上漂泊了半個月，到達靠近東京的靜岡。半個月旅程，林鏡偉經歷了漁船發動機拋錨、海上暴風雨、蛇頭暴力等險況。「幾名去東京投靠親戚的婦女上船後，被帶到甲板的中間艙，任蛇頭為所欲為。」甲板上的暴雨流到底艙，汗臭味、垃圾和大小便混雜在一起，能把人 燻暈。
經過這一番折騰，林鏡偉上岸後，在老鄉處睡了三天才醒來。因為睡得太死，老鄉怎麼推都推不醒他，以為他沒命了。
即便面臨把命丟在半路的危險，依然不能阻止偷渡者前仆後繼出國務工。「不讓他們出去，除非海水乾了。」林民清說。
林鏡偉在一家冷凍廠找到一份搬運工作，開始償還2萬元的高利貸，早還一天就可以少100多元利息。
●福清哥每年匯回逾10億
在日本，由於文化程度不高，福清人幹的都是些報酬低下的髒活累活：在料理店刷盤子，在餐館當服務員，在超市當營業員，在勞動密集型工廠打工，在屠宰廠殺雞殺豬。絕大多數人同時打幾份工。
身居日本十多年的老華僑陳才行說，很多福清老華僑最早在日本主要是販賣布料，後來發展到去東京、大阪、橫濱、名古屋等大城市的中華料理餐館以及海鮮蔬菜批發市場打工，工作環境極為艱苦。
看到同村有膽大的在海外發了財，那些有心沒膽的人也鐵了心。往往一個家族只要出去了一個人，家族其他成員紛紛步入後塵，親戚帶親戚，在日本各個地方形成了一個個福清同鄉會，他們在外統一有個響亮的名稱：福清哥。
由於赴日者人數眾多，福清最後形成了一個完整的產業鏈市場，分別涉及：蛇頭，地下錢莊，銀行，日語培訓，機票代理，高利貸公司等，福清本地的建築業因此也被帶動，打工者用賺來的日圓，在老家蓋房子建墓地。
一個現象是，在福清如果是做買賣，很難借到錢。但是一個人如果要去日本打工，即使他已經背著一身債務，還是有人願意給他資助數十萬元。條件就是在海外賺的錢必須首先用來還債。
由於非法移民猖獗，福清市港頭鎮蘆華村曾被公安部門列為「非法移民村」，並被施以停辦護照三年的處罰，到前年才開始辦理護照。即使如此，蘆華村很多人照樣通過求學、伴讀、夫妻團圓等方式出去。蘆華村黨支部副書記余德寶說，「無非是手續繁瑣一點，花的錢多一點。」
原本貧窮落後的蘆華村，改革開放以來，共有3000多人在22個國家務工、定居、求學，主要是分布在日本、美國、英國、新加坡等地。余德寶算了筆，若按最少平均每人每年匯款5萬至7萬元回家計算，全村每年的收入也在10個億以上，村裡80%以上家庭建起了鄉村別墅。
現在的林鏡偉，早已在日本獲得永久居住權，在大阪、東京一帶開有三家料理店。在他店裡打工的，大都是最近兩三年從福清來的。前人也在給後人鋪路。
站在地瓜地拔草，林民清老人說了句：如果兒子不出去，估計今天吃的還是地瓜。
以馬內利,
一顆為父為母的心
「吃得苦、挨得窮、受得氣、做得工。」-林道亮
「聖人不積，既以為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老子
Sent by Titus Pang